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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殷墟王陵遗址
发布人:安阳殷墟    点击数:31636    更新时间:2008年07月16日
殷墟王陵遗址,是商代后期王陵墓葬群,也是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点区域之一。殷墟王陵遗址不仅形象地揭示了商代奴隶制社会残酷的杀殉制度,而且辉煌地展现了殷商时代青铜器文化的卓越成就,被国际遗产专家誉为世界上第二个古埃及,堪与金字塔王陵相媲美。

1. 殷墟王陵遗址的分布
  殷墟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冈、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
  殷墟王陵区包括东、西两区。自1934年起,这里共发掘13座王陵大墓(包括1座未完成大墓)、2000余座陪葬墓和祭祀坑。其中,西区有8座大墓,分成4排,一南一北分布,最西为M1500、M1217号,最东为M1001、M1550号,位于中间东北部的为M1004号,西北部为M1003号,南部为M1002号,居中位置为M1567号;东区有5座大墓,其中4条墓道大墓1座,为M1400号,2条墓道大墓3座,分别为M1443、M1129和50WGKM1号(武官大墓),1条墓道大墓1座,为M260号。这些大型墓葬均为南北向,墓形呈亞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等,被学者认定为殷商后期的王陵。(图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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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王陵遗址北门


殷墟王陵遗址鸟瞰
(图三六)[/center]
  在殷墟王陵遗址中,规模最大、墓道最长的是M1217号大墓。其墓室平面呈亞字形,墓室南北长18.4米,东西宽18.1米,墓口至墓底深15.4米,东、西、南、北四条墓道分别长28.9米、25米、60.4米、41.55米。
  殷商考古专家杨锡璋认为,在殷墟王陵墓葬中,只有四条墓道的大墓才符合国王的身份。他对殷墟王陵西区大墓进行考古分期,提出最早的M1001、M1550、M1400号墓分属殷王武丁、祖庚、祖甲,其次的M1004、M1002、M1500、M1217号墓分属殷王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后期的M1003号墓为殷王帝乙之墓。至于那座未完成的只有墓室而未筑墓道的“空大墓”,本应为殷王帝辛(殷纣王)而修筑,只是因周武王伐商,帝辛自焚而死,未能如愿埋入。这座“空大墓”也成了失落千古的殷陵掌故。
  在王陵遗址的东区和西区,还分布着2000余座小墓葬,其中东区已发掘1383座,西区发掘104座。这些墓葬除少数为陪葬外,大多是祭祀坑,是商王祭祀祖先的遗迹。这些祭祀坑呈长方形、方形等,集中而又有规律地成组排列。
  安阳市为了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于2001年新征地11.2公顷,对殷墟王陵遗址墓室和祭祀坑遗迹采用地下封存、地上标识的展示方法,先后完成了M260号大墓复原展示和保护房工程、12座王陵大墓以植侧柏标识,480余座祭祀坑、兽祭坑展示工程、殷陵馆改造、文物陈列展示、遗址绿化和道路建设等工程。有效地解决了殷墟王陵遗址的保护与展示问题,改善了殷墟王陵内部的环境。游客登上王陵区新建的瞭望台,即可看到殷墟王陵所展示的诸多大墓和祭祀遗迹景观。
  殷墟王陵遗址的保护与展示工程,经过五年的施工,现已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集文物保护、学术考察、宣传教育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文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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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字形墓室的象征
  殷代国王构筑的大墓亞字形椁室,形制比较复杂,比营建一般方形、中字形、甲字形陵墓困难,而且又费工料。后人对此多有揣测。
  国内有学者认为,构筑这种亞字形墓室并非为了美观,而是自有一定的涵义,应该是当时丧礼的一种,象征着贵族社会的礼制建筑。也就是说,这种亞字形墓室可能是古代宗庙明堂建筑的象征,表现了后者最具代表性的亞字形特征。殷代的王公贵族死后,地上的亞字形建筑是他们的灵魂寄托所,而地下的亞字形椁室则是他们的尸体埋葬处。
  英国也有学者认为,这种亞字形墓室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反映了殷人的宇宙观。亞字形是殷人心目中的土地之形,当时按亞字形来划分土地、上界、下界,亞字形所代表的土地可分成中央和四方五部分。这一形式也是中庭连四厢的布局,人站立于四个方向的中央,最易取得和谐之感;而死者安睡在亞字形椁室的中央,灵魂可直接享受四方供品。
  “亞”字形墓有M1001号、M1002号、M1003号、M1004号、M1400号等8个,其中M1001号武丁墓是殷墟比较典型的一座大墓,从中可以窥见殷代王陵的基本形制和埋葬情况。(图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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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殷墟王陵遗址M1001号“亞”字形大墓的平面图及墓内出土木器彩绘遗迹(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
B、 殷墟王陵遗址M1002号“亞”字形大墓的形制。这是1937年考古发掘情形。
C、殷墟王陵遗址M1005号大墓祭祀坑出土的中柱旋龙盂。

(图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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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丁大墓的墓室平面呈亞字形,有东西耳室。墓室口大底小,自口至底深10.5米,墓室上口南北长18.9米、东西(连耳室)长21.3米。四条墓道成坡状,其东、西、南、北墓道分别长14.30米、11米、30.7米、19.5米。东、西、北三条墓道与墓室相接处高出墓底5.50米,南墓道高出墓底2.30米。墓底有9个小坑,长约1.10米,深约1.2米。墓底铺木板,似为柏木,长2—4米,宽0.20—0.40米,共92块,其中正室63块,东耳室17块,西耳室12块。大墓的椁室四壁由木板筑成,自底至顶高约3米,都已腐烂。由残留的木板痕迹推知,木板涂红色,雕刻花纹,镶野猪牙。椁室中间有木棺。
  在北、东二层台上有木雕器的遗痕,有的似盘皿类木器,有的似抬物之抬盘,有的似木椁顶板。大多数木器上涂红色,其纹饰有饕餮纹、夔龙纹、虎纹及云雷纹等。
  武丁大墓曾被多次盗掘,随葬品几无所存,只有盗坑扰土中有一些玉、石、骨、牙、白陶及金叶等残品,其制作极精致。另外,在墓内殉葬人身旁及陪葬坑中尚残留少量铜礼器等物。
  武丁墓内及墓室外殉葬的人数,在西北冈诸大墓中是较多的。其墓底四周共埋8人(手执铜戈)7犬,正中埋1人(手持石戈)1犬,显然是武丁的警卫人员和警犬。在木椁外侧西南角填土中埋有1人。木椁顶周围埋有11人,其中6人在西北角(5人有棺,1人无棺),另5人在东耳室(1人有棺,4人无棺),葬式分仰身和俯身,有的身上有绿松石等佩饰,有的身旁有铜戈等兵器,这些人骨架都与木抬架等在一起,可能是管理仪仗等物的侍从。另外,在西、北两墓道内各埋1殉人和被打碎的铜觚、爵、鼎等礼器。在四条墓道及东耳室共埋人牲134个个体,其中无头躯体骨架61个个体,头骨73个个体。在墓室东侧,有37个埋人和动物的坑,其中埋人的坑22个共68个人,埋马的坑7个,马坑中的马骨上有华丽的辔头、铜泡及绿松石等饰物。这些人大概是武丁生前田猎燕乐的侍从。
    和武丁大墓一样,殷墟王陵遗址中其他陵墓的形状也是上大下小、四周呈斜坡形。人们形象地把这种大墓比喻为钻入地下的金字塔。
来殷墟观光的游客,在M260号大墓保护房内,即可看见这种颇像倒置的金字塔墓室;而由保护房向西,登上瞭望台,就可看到植被标识的所有大墓的上口。

3. 杀祭殉葬的见证
  在商代奴隶制社会中,杀殉制度十分盛行,人牲和人殉是当时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
  所谓人牲,就是在祭祀时把人像牛羊猪等牲畜一样供奉给祖先和神灵,被杀的人为战俘和奴隶;所谓人殉,则是为侍奉死后的王公贵族等权势者而殉葬的人,其中有陪臣、妻妾、侍卫和亲信,也有用作仆役的奴隶。
  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常有杀人祭祀的记载,最多的一次杀祭用了300人。商王和贵族奴隶主在祭祀祖先、祈祷神灵、建筑宫室、求年问雨时,都要使用人牲祭祀,其遗迹见于墓葬内外和建筑基址附近。商王、贵族及奴隶主的墓葬中,一般都有殉葬人。
  殷墟王陵遗址共发掘殷代祭祀坑、陪葬墓1487座。祭祀坑内的埋葬,可分为人坑、动物坑、器物坑三类。人坑内葬有数千具祭祀人牲的遗骸,这些人牲大部分被砍杀,多为青壮年,还有女性和未成年的儿童,每坑8—10人不等。仅1976年发掘清理的191座祭祀坑,就发现祭祀人牲1178人。在动物坑内,或单埋动物,或与人共埋。西北冈东区就是商代王室用于祭祀祖先的一个公共祭祀场所。(图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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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殷墟王陵遗址祭祀坑展览馆全景
B、殷墟王陵遗址M87号祭祀坑的奴隶遗骨

(图三八)
  到商代后期,随着奴隶制社会的发展,一部分青壮年俘虏被用作生产奴隶,人牲数量减少了。据殷墟卜辞统计,商王祭祀共用人牲14000多人,其中又以武丁一代用人祭祀次数最多,数量也最大,共用人牲9000多人。但在武丁以后,人牲逐渐减少,到帝乙、帝辛时只用100多人。
  这种人牲数量的变化,也与殷墟考古发掘相符。殷墟前期的大墓内有大量的人头及无头躯体,后期则数量极少;前期个别中型墓中也有人牲,后期已不见有。类似的变化也见于1976年西北冈东区发掘的191个祭祀坑中,较早的南北向坑用人牲近千,而较晚的东西向坑仅百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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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泉下的奢华
    殷墟王陵虽历经盗掘,大墓无一幸免,但仍遗留下来许多制作精美的随葬器物。凭借这些考古发掘的资料,我们可以窥见殷王在“黄泉”下的奢华生活。
  殷代国王的大墓,不仅墓室的面积大,而且墓室很深,一般在地面以下10—13米,墓底几乎接近地下水面。这种排场可能与古代“黄泉”之说的宗教意识有关。
  古人视死如生。因此,殷墟王陵内的随葬器物也基本模仿殷王生前的生活景象放置有序:头饰或佩饰一般在棺内,礼器或生活用品一般放在椁室,兵器、生产工具、乐器等放于棺椁之外,仪仗和车马一般放置在墓道。
  殷墟王陵内发掘的随葬器物中,有很多生活用具。如M1400号墓室放置的牛鼎、鹿鼎,为炊煮器;大墓的南墓道发现的铜斝、铜尊,用于宴飨;东墓道发现的铜盂、壶、盘、勺、陶搓等,用于盥洗;另有铜人面具,是生活居室的壁挂装饰品。(图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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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殷墟王陵遗址M1004号大墓    1937年考古发掘出土铜鹿鼎、牛鼎的情形。
B、牛方鼎
  青铜礼器,通高73.2厘米,口长64.4厘米、宽45.6厘米。
1935年殷墟王陵区1004号大墓出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并提供照片。牛头纹左右两侧为凤纹,此纹饰具有古典对称美。此纹饰反映了殷代先民喜牛的勤劳和爱凤神通的俗尚。
C、鹿方鼎
  青铜礼器,通高60.8厘米,口长51厘米、宽38厘米。
1935年殷墟王陵区1004号大墓出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并提供照片。鼎内有铭文“鹿”字,鼎外正中饰鹿头纹,栩栩如生。
D、人面具
  通高25.4厘米。1935年殷墟王陵区1400号大墓出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收藏。殷人喜好美术,此“人面具”是殷王先前在王宫作为艺术品,欣赏的壁挂。由此可窥见其奢华生活和审美情趣。
E、饕餮纹胄
(图三九)
  在殷墟王陵大墓中发现的礼器,主要有M1022号方彝、提梁卣,M1550号铜爵、铜觚,M1400号铜觯、铜尊,M1005号铜壶,M1002号铜角,M1885鸮尊,武官大墓青铜鼎、青铜甗、青铜提梁卣等。
  兵器也是殷墟王陵主要的随葬器物,种类有戈、矛、大刀、箭镞、盾和头盔等,头盔仅见于王陵区大墓内。有的大墓中,戈压在盔、矛之上,分三排放置。M1004号大墓出土731根矛、141顶胄(头盔),盔中部有脊棱,顶中部竖立一个小圆管,盔的横断面呈卵形,外表铸有瑰丽的纹饰,主要纹饰可分牛、羊角等兽面五种。值得注意的是,在盔上发现铭文和符号共16种47个,计有“贮”、“合”、“鼎”等铭文。联系M1003号大墓出土的颇为讲究的皮革盾和皮甲,表明殷代军队的确具有精良的装备。
殷墟王陵遗址内发掘的工具,主要有武官大墓铜锛,M260号大墓木锨印痕,M1001号墓斧、石刀、石臼、石杵等。
  在王陵大墓出土的石器中,最为精美有M1004号墓的石簋,为食器;M1003号墓的门臼,M1001号墓的石鸮、石虎面饰、石虎首人身兽爪圆雕等,为建筑装饰。那两件石虎首人身兽爪圆雕,作曲膝跪坐状,虎腿饰龙纹,虎身饰云纹,虎背部开一长方形竖直槽,可立柱。圆雕高约31.7厘米,宽21.4厘米。此器造型、花纹都十分出色,是石雕中的精品。
  殷王爱美,不仅墓室的椁板朱墨雕彩,还要在木构件上镶嵌石虎、猪牙等装饰品。随葬的艺术品丰富多彩,尤其是各种动物雕塑,如石龙、石虎、石牛、石鸮、石龟、石蛙、石双鸟面管等,栩栩如生,有的还夸张变形,富于想象。这些雕塑品都是墓主人生前所好,也反映了殷代先民的艺术创作水平和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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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宝鼎的故事
    在殷墟王陵遗址内发掘的殷代遗物,当以M260号墓出土的司母戊鼎最为珍贵。它不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遐迩闻名的世界宝鼎。
  然而,司母戊鼎的出土并非科学的考古发掘,而是武官村村民吴培文和吴家兄弟在修整祖坟时发现的。吴家祖坟区长着许多柏树,故学者也称吴家柏树坟。
  其实,1937年初,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在主持殷墟王陵遗址发掘工作时,就曾找到吴培文,要求对祖坟区进行勘探。当时吴培文提出,在坟地柏树林周围两丈内不可探挖,以保吴家的风水。梁思永只好尊重当地民俗,随后在柏树坟周围发掘出大牛鼎、鹿鼎等珍贵文物。今天,我们从当年发掘王陵西区M1400大墓的照片中,仍可以看到远处吴家柏树坟的柏树。不过这张照片也给梁思永等考古工作者留下了一大遗憾,即未能将国之重器司母戊鼎亲手科学发掘出土。(图四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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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王陵遗址M260大墓复原[/center]
  殷墟王陵遗址M260大墓复原,其中的鼎即司母戊大方鼎。此“宝鼎”在“地宫”里耸立着双耳,聆听着人们的谈话,面带喜悦。它张着大口,好象在向前来观光的游客讲述着它在旧中国遭遇的劫难和新中国受人尊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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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母戊大方鼎[/center]
[center](图四Ο)[/center]
  据吴培文讲述,1939年3月的一个晚上,他本家的一位堂兄在距坟地一丈多远处,用探杆探到坚硬的东西,并带有绿锈,觉得地下可能埋有铜器,于是将此发现告诉了吴培文。吴培文听到后既生气又担忧,气的是怕破坏祖坟的风水,忧的是自己不挖别人也会去挖。当时安阳沦陷,日军大肆烧杀抢掠,如果这被日本兵知道了,情况就更加不妙。考虑再三,他决定挖开坟地以探明究竟。为了保密,吴培文和本家兄弟只好夜挖昼埋,直到第四天深夜,才将司母戊鼎起出地面,并用马车拉到吴培文家,埋在院内预先挖好的坑中。因日寇占领安阳,刚见天日的司母戊鼎又不得不隐藏于地下。
  后来,司母戊鼎险些被古董商吞没,又差点被侵华日军劫掠。1949年蒋介石败走台湾时,也打算把这座宝鼎带走,只因鼎太大而未能装入飞机,不得不将它留在南京。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博物院将司母戊鼎转交国家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展示。
  2005年11月26日,殷墟王陵遗址正式对外开放,当天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曾经出土过司母戊鼎的M260大墓复原展示的实况。M260墓圹的复原,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规划和国家文物局有关专家论证,并经世界文化遗产评估专家考察赞同的王陵遗址唯一科学复原的大墓。从此,前往殷墟观光的中外游客就可以欣赏到这座世界最大的司母戊鼎(复制品)重归墓室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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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陵墓植柏的缘起
  在陵园墓地种植柏树,是中国的传统民俗,有着悠久的历史。
  古人认为,松柏不仅象征长寿永恒,而且还有庇荫后人的作用。因此,在陵墓区种植柏,既能寄托子孙对祖先的哀思,又能受到祖先的保佑。
  安阳是中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植柏的古都。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所编的《论语》中,就有殷人植柏为社树的记载。“社树”类似于今天的“市树”,所不同的是,殷商先民还以柏树为“社神”(即土地神)。在殷墟甲骨文中,“柏”字写作

,像侧柏的树苗形;“树

”之

字写作

,像殷人跪地植树苗之形。殷代的“社树”文化内涵颇深,它既是乡里(古都安阳)的代称,又是安阳植柏史最悠久的象征。
  实际上,在殷墟王陵遗址尚未发现之前,西北冈坟地就植有100多株侧柏,最粗的要三人才能合抱。日军占领安阳以后,这片坟地的柏树都被砍光了,甚为可惜。不过,安阳一带民众仍有在陵园及坟地植柏的习俗,可以说是殷代王陵植柏的遗风。(图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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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王陵遗址M1400号大墓发掘情形及墓区的柏树林情景。
(图四一)[/center]
  殷人的植柏习俗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许多寺庙和名胜景点,至今仍保留着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古柏。民间有关植柏的习俗和古柏的神话传说也颇多,这种古柏的流风遗韵,可称之为中国的古柏文化,进而成为一种激发人们去保护古柏、保护古树名木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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