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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发布人:安阳殷墟    点击数:67544    更新时间:2008年07月14日
殷墟的发现、发掘与甲骨文的发现密切相关,因此,本书也将对1928年前甲骨文的出土情况与研究概况作一回顾,而重点是撰写殷墟发掘与研究的主要收获。其中“玄鸟生商”故事与图腾崇拜,“龙骨之谜”与甲骨文的发现,“甲骨四堂”与“国宝人物”皆是殷墟的发现与研究过程中的轶事趣闻;“考古学发轫地的启迪”和“驰名中外的考古学摇篮”,“殷墟的发掘”,“殷墟是奴隶社会的缩影”和“商代民俗简述”是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的意义及成果举例概述,以便引起读者了解殷墟文化的兴趣。

1. 殷墟的由来
  追溯殷墟的由来,要从商族说起。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大家庭,而商族又是其中最古老的氏族之一。《诗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神话传说是指,天(上帝)命令“玄鸟”(一说是凤鸟),由天上飞降人间,生了商的始祖“契”,居住在广大的商族土地之上,承受福禄无穷。《史记•殷本纪》也记载:“殷契,母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由此看来,商族尚处于氏族社会时期的史影,人们不知生育子女起于男女的性结合,而推想由“玄鸟”而生。这一故事说明,殷商先民的远祖是以鸟图腾为生育神信仰的氏族。
  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一种最古老的宗教信仰。原始人相信某种动物(包括神话传说中的龙凤等),有的是本氏族的生育神、保护神或象征。殷墟甲骨文中有“鸟图腾的遗痕”;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一件精美的玉凤,这是中国考古发现的上古最早的神鸟,可能是传说中的“玄鸟”。妇好墓出土的玉凤仅一件,而玉龙有九件。铜器上的凤纹极罕见,而龙纹较多。“从这些现象看,殷人不但珍视凤,而且相当喜好龙。”玉龙多的原因,除了为佩饰或巫师祈雨的法器外,还可能与商汤灭夏后,商族统治者为了团结夏族的民众,扩展了图腾崇拜的范围,增加了崇尚龙图腾的习俗。学者认为,“龙是原始夏民族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肇端的象征,可以说是再恰当没有了”。妇好墓还出土了“怪鸟负龙升天”的玉器和多件玉石怪鸟、异兽,这或许都与神话传说以及图腾崇拜有关。(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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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玉凤   装饰品
长13.6厘米,厚0.7厘米。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
B、玉蟠龙  装饰品
长7厘米,厚1.5厘米。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
C、龙形玉玦   装饰品
直径7.8厘米
(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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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重要的氏族,最晚在夏代建国之初,它已经活动在黄河流域。据文献记载,商族的始祖契与夏禹为同时代人,都曾在舜时为臣,也曾与禹一起治理过洪水。随后经过14代400多年的发展,到成汤时势力逐渐强盛起来,推翻了夏朝统治,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
  在盘庚统治的第十四年,商朝都城由奄(今山东曲阜市)迁至北蒙(今安阳市小屯村一带)。北蒙当时又称殷,所以过去的史学家有时称商朝为“商”,有时称“殷”,有时则称“殷商”。
  商朝在殷建都255年,这座都城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国王的统治,成为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约公元前1046年,商朝为周武王所灭,这里逐渐沦为废墟,史称殷墟。
  小屯村一带在隋朝称定延乡。但到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这里已称小屯了。明代在中原地区实行屯田时,因这个屯与位于其西2公里的孝民屯相比为小,故名小屯。由于殷墟文化遗物和遗迹首先发现于小屯村一带,学术界也称之为小屯宫殿遗址。

2. “龙骨”之谜
  自从殷王朝灭亡后,殷都夷为废墟,被瘗埋在地下无人问津。在20世纪以前, 殷墟的具体地点及范围无人知晓。直到1899年,随着甲骨文的发现,这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都才闻名于世。
  清朝末年,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耕种时,经常从农田中挖出一些古老的龟甲和兽骨,其中有的甲骨上还刻有文字符号。当时,这些挖出来的甲骨,有的被用作肥料,有的被用来填塞枯井,有的被磨成粉末作为治疗破伤的刀尖药,也有的被当作“龙骨”成批卖给中药铺。安阳一带多产药材,城中有几个中药铺,常常派人下乡收购药材,“龙骨”就是他们收购的一种。据说,药铺所购“龙骨”一般不要有字的,因此,小屯的农民常把甲骨上的文字符号刮掉才卖。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因病服药,从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王懿荣是位著名的金石学家,对古文字的考订造诣颇深。经过认真研究,他认为“龙骨”上刻的是商代的文字,便将其作为珍贵文物购藏起来。自此以后,殷墟甲骨文才从“龙骨”变成了珍贵的古代文化研究资料。王懿荣对甲骨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投井自尽以身殉国,没来得及对所藏甲骨进行全面研究,因而也没留下有关的论述。(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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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王懿荣


B、刘鄂《铁云藏龟》甲骨文著录书[/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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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10月,王懿荣之子王翰甫为还旧债,将父亲生前所藏甲骨大部分卖给了刘鹗。刘鹗,字铁云,是清末有名的小说家,《老残游记》的作者,平生喜好收藏金石甲骨。他从自藏和新得王氏甲骨合计5000多片中,挑选出1000多片,精心拓印,于1903年10月石印出版了《铁云藏龟》。这是中国甲骨学史上破天荒的第一部著录书。虽然书中也收入了一些伪品,但至今仍是甲骨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刘鹗在序中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并试释了40多个字,其中有34个识对了。但总的来说,当时甲骨文的识读还是个谜。
  早期的甲骨收藏家所得之物,都是从古董商人手中购来的。这些人为了以甲骨牟取暴利,便对甲骨出土地秘而不宣,诡称甲骨出于河南汤阴或卫辉。当时王懿荣、刘鹗等人都相信了他们的假话。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一度也曾认为甲骨出自汤阴,但随着搜求甲骨文数量的增多和对甲骨文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开始怀疑这一说法。经过细心探访,1908年,他终于最先了解到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1915年春天,罗振玉亲自到安阳探访,成为中国第一个发现小屯村一带是殷墟、并第一个踏访殷墟的学者。
  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后,不仅引起中国国内学者的重视 ,也引起了外国驻华机构、商人和学者的觊觎。他们乘清末统治者腐败无能之机,采用各种手段从见利忘义的奸商手中获取甲骨文,以至殷墟数以万计的甲骨被私人非科学地挖掘,并流失海外。(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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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刻辞卜骨
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旧中国散失海外的甲骨文。
B、李学勤、齐文心、艾兰 :《英国所藏甲骨集》,书中著录了旧中国流失英国的甲骨文。
C、日本甲骨学者白川静向“殷墟甲骨文展厅”所捐的有关研究甲骨文的著作。
D、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作者向殷墟博物苑捐书,此书著录了旧中国散失日本的部分甲骨文。
(图八)散失海外的甲骨片剪影及部分甲骨文著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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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墟甲骨先后流散到12个国家,为100多个机构和私人所收藏,其中博物馆、图书馆、大学共计70余个,总计26000余片。所藏甲骨数量以日本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0000多片;其次是加拿大8702片、英国3089片、美国1882片、德国715片、俄罗斯199片、瑞典100片、法国99片、瑞士99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殷墟甲骨为那么多国家所藏,这在世界古文字收藏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足见其所具有的考古、证史、补史的研究价值是何等重要。

3. 殷墟的发掘
  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1928年秋,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主要目标是寻找有字甲骨。当时发掘了40多个坑,发现700多片刻字甲骨,还有陶片、石器、铜器和骨器等,为随后的大规模发掘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图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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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殷墟发掘情形  


殷墟鸟瞰


镶嵌蛇纹铜  玉矛  礼器[/center][pagecute]
  殷墟的考古发掘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28—1937年,为殷墟考古的开创时期,发掘工作由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考古组主持。
  1950—1957年,为殷墟考古的恢复时期,发掘工作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
  1958年至今,为殷墟考古的全面开展时期,考古发掘工作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主持,安阳市的文物工作者也参与了部分工作。
  20世纪30年代殷墟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发现了殷墟宫殿宗庙遗址50多座、殷墟甲骨文窖穴、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后冈遗址等重要遗迹和遗物。1931年,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参加了殷墟发掘工作,使田野考古发掘水平大大提高,由初期的寻找甲骨文转入寻找宫殿区的夯土建筑遗址。通过后冈遗址的发掘,他首次发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叠压关系,弄清了三种文化的年代序列,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关键性问题。1932年,由于后冈遗址发现的两座殷代大墓启示,在洹滨一带有发现殷王陵的可能。后经过调查,推断侯家庄西北冈一带是殷王陵的所在地,经梁思永主持的三次发掘工作,这一推断被证实了。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不但基本搞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而且又发现了许多重要遗址和遗物,对殷墟文化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其主要成就包括:1950年,在侯家庄西北冈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1953—1965年间,在大致搞清殷墟范围的同时,发现了苗圃北地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孝民屯西地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薛家庄铸铜遗址、大司空村制骨作坊遗址、后冈圆形祭祀坑、宫殿宗庙区的大防御壕沟等;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了甲骨窖穴,出土甲骨文5000余片;1976年,在小屯村北地发现了著名的妇好墓。近20年来,殷墟考古的重大发现还有较著名的宫殿区的凹字形基址、花园庄东地91H3甲骨窖穴、郭家庄160号墓、洹北商城等。尤其是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保护范围的东北部,发现了一座面积达4.7平方公里的城址,城内另有宫殿宗庙一类的建筑。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商文化分为早商和晚商两个时期,自从发现洹北商城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考古工作站站长唐际根先生研究认为还应当有个“中商时期”。该遗址的发现,震惊了考古界,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总之,这一系列的发现,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将近80年的殷墟考古发掘,已从单纯的甲骨文字学发展成包含考古学、历史学、甲骨学等多门学科的殷墟学。随着越来越多的新资料被发现,殷墟学也早已超越中国国界,成为一门世界性学科。
4、考古学发轫地的启迪
  1928年秋开始的殷墟发掘工作,完全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殷墟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殷墟的发掘,不仅是中国传统的金石学与西方的田野考古学方法相结合的产物,而且也是当时具有先进思想和爱国情操的中国学者保护殷墟文化遗产,反对当时一些外国“文化人”劫掠中国文物的重要举措。
殷墟考古发掘,有其时代背景:
  自甲骨文被发现以来,由于国内的金石学家的购藏,尤其是外国人的染指和不惜重金搜求,因此,导致当地村民到处寻找甲骨,这种旨在掏取甲骨,往往不注意对古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同时出土的陶器、玉器、铜器的保护,使殷墟遗址遭到严重破坏,数以万计的甲骨文和古遗物流散国外;即使在国内的甲骨文,也分散在私人手中,给学术界研究工作带来不便。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学者,为了保护古遗址和文物,并以此证史和反驳当时的疑古之风;“为了用时代明确的殷墟,作为考古学的标尺,去解决其他古遗址的时代问题”。必须对殷墟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这是其一。
  其二,我国自北宋以后形成的金石学,至清代发展到鼎盛时期,金石学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身。近似欧洲考古学诞生之前的铭刻学。
中国金石学,它是在尚未进行田野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之目的。但不足之处是,未曾进行形制、花纹的分析,也没对出土地点和层位进行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发展成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尤其是罗振玉、王国维等金石学家对当时新出土的铜器、甲骨、简牍、印章、墓志、封泥等古代文物做了很多整理和研究工作,为近代考古学诞生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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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19世纪末,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一些国家纷纷派遣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以考古研究为名,有的旨在掠夺珍贵文物”,他们以非科学的方法进行发掘,致使许多古代遗址遭到破坏,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因此促使了中国学术界的精英来探索和保护本国遗产资源的欲望。特别有的中国学者将自己所学习和了解的西方考古学知识介绍到中国,为近代中国考古学诞生准备了知识和人才的条件。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学组。同年10月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曾在美国学习人类学专业的李济(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考古组主任。1930年,在国外专攻考古学专业的梁思永学成归来,并参加了殷墟后冈和殷墟王陵遗址的发掘工作。从此,殷墟发掘工作走上了科学轨道,取到了较大的收获。(图一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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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的仿殷大殿内陈列的“殷墟发掘与研究简史展”,这是曾参加过殷墟发掘的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及其使用过的工具等展品。
(图一Ο)
  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当时考古工作者撤离安阳殷墟考古工地不久,侵华日军就占领了安阳。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所豢养的“文化人”先后组织了不少所谓“调查团”、“研究班”到殷墟大肆盗掘古物,破坏了许多重要文化遗产。
  旧中国殷墟甲骨文、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有几万件散失国外,这是值得引起今天的国人反省的一宗往事。我们追溯历史从有关资料得知,文物散失海外的原因:有些是外国人染指直接劫掠走的;有些是由于古董奸商见利忘义,将文物非法转手给外国人的;有的是抗战时期安阳沦陷(1937年11月),侵占安阳的日军盗掘走的。因此,对于上述被外国人劫掠走的殷墟文物,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它不仅有文化艺术和科学研究收藏价值,而且还是昔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确凿罪证。现在外国的有关单位或学者对这批文物进行展示、研究,并以此为媒介同中国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我们当然应取欢迎态度;但是,这些曾经被帝国主义劫掠走的殷墟文物,它已成为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耻辱,也是今天来殷墟考察和观光者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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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墟近80年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不仅可以证史、补史,而且已成为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1987年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落成的“安阳殷墟博物苑”,因其以保护与展示殷墟文化遗产为宗旨,已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为全国第一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追溯世界考古学产生的历史,这样利用古代遗址来提高民族自豪感的举措,早在欧洲近代考古学产业的萌芽时期就有过类似的先例。(图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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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安阳殷墟博物苑(殷墟)1997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第一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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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方盉
高73厘米,传安阳殷墟出土,日本根津美术馆藏,旧中国散失海外的殷墟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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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长冠鸟
美国佛罗里达州诺顿美术馆收藏,旧中国散失海外的殷墟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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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世界《考古学简史》记载:“当时,在西欧和北欧,法兰西、英吉利、德意志、瑞典、丹麦等许多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相继成立。这些国家没有象希腊罗马那样古老的历史文献。它们企图“凭借先民遗留下来的古迹和古物,宣传古代历史,以增进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这也是近代考古学产生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这使我们感受到,保护殷墟乃至保护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产,有利于保护世界各国的主权,并激发各民族的自豪感;同时也有利于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多元化,共同建立一个国不分大小与强弱,人不分多少与种族,都应相互尊重,共谋发展的全球和谐的大家庭。

5、驰名中外的考古学摇篮
  殷墟的发掘,完全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自1928年至今近80年来,殷墟发掘,还在陆续进行。殷墟是中国所有古遗址中发掘时间最长、积累经验最丰富的遗址。我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都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一代考古工作者,则都是由他们培训起来的,并将殷墟发掘时所创造的许多方法带到全国各地,在考古工作中应用。因此说,殷墟既是中国考古学的发轫地,又是考古史的缩影。世界文化遗产评估专家称道殷墟是闻名于世的“中国考古学摇篮”,由此可知殷墟在中国近代考古史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图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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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济


梁思永


夏  鼐[/center]
[center](图一二)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center]
  回顾殷墟考古发掘的历史,我们惊喜地发现,在这个考古学摇篮里曾经成长和培养了诸多的考古学家、甲骨学家、商史学家,他们的大名随着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同殷墟一样,早已闻名中外。如在中国考古学诞生初期的李济、梁思永,在考古学发展期的夏鼐等。
  今天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我们不能忘记多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殷墟考古发掘中,所付出的艰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不能忘记老一辈考古学家所作的杰出贡献。现着重说的几位是:
  李济(1896~1979)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最早独立进行田野考古工作的学者。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随即被派往美国留学。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归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1929年初应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他重视田野调查发掘,注意发现和培养田野考古人才,这使他所领导的安阳殷墟等项发掘逐渐走上科学的轨道,也造就了中国第一批田野工作水平较高的考古学家。由于殷墟发掘受到国际考古学界著名人士的赞助,李济于1938年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员,1948年被中央研究院推选为第一届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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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济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以殷墟发掘资料为中心,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其中花费精力最大的是对殷墟陶器和青铜器的系统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国文明的起源》、《安阳》等。
  夏鼐(1910~1985)中国现代考古学家。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935~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该校考古学博士学位。
  1950~1982年任中国科学院(1977年以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所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起,被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1974~1985年,先后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德意志考古研究所通讯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考古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全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所通讯院士。
  夏鼐在学术研究方面有许多成果,并在新中国考古队伍的建立、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田野考古工作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与外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等方面有重要贡献。主要学术著作有:《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中国考古学研究》等。
  以上所述殷墟考古学家和甲骨学家的学术研究著作极多,可谓每位学者都是著作等身。
  历年来殷墟考古学著作大致分为三类,现举例如下:一是田野考古报告,如《安阳发掘报告》、《殷墟建筑遗存》、《殷墟妇好墓》等;二是考古资料集录著作,如《小屯南地甲骨》等;三是研究性著作,考古学家个人的重要论著,如《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墟的发现与研究》(1994),这是著名殷商考古学家郑振香、杨锡璋、陈志达、杨宝成和刘一曼五位先生撰写的,对近60年来的殷墟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的总结,系一部综合性殷墟考古专著,是殷墟考古发掘与研究史上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百年来甲骨学研究著作分为四类:一是著录类,如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等,是甲骨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集大成著作;二是个人研究类著作,如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王宇信《甲骨学通论》等;三是集大成的综合性研究类著作,如王宇信等主编《甲骨学一百年》,是甲骨学研究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四是工具与入门类著作,如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和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等字典类著作。
  以上所举殷墟考古学摇篮里成长起来的考古学家和由他们培养及影响的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的主要论著已列入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本”档案记录中,与殷墟文化遗产本身一样,成为中国和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而他们的名字也和他们的作品一样,在中国殷墟考古史上,成为诸多新的坐标。

6、“甲骨四堂”与“国宝人物”
  关于“甲骨四堂”与“国宝人物”的故事,长期以来在学术界传为佳话。
  所谓“四堂”即在甲骨学研究领域里,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四位学者名字之后的“号”或“字”都有一个“堂”字: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甲骨学界,流传着唐兰四句名评:“雪堂(罗振玉)导夫先路,观堂(王国维)继以考史,彦堂(董作宾)区其时代,鼎堂(郭沫若)发其辞例。”王宇信在《甲骨学一百年》第九章第二节中对前辈著名甲骨学者的贡献分别作了介绍和评价。其中对“甲骨四堂”的生平事迹、学术、省涯,尤其是在甲骨学殷商史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作了全面、科学的评价。(图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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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


王国维


董作宾


郭沫若


胡厚宣


《甲骨文合集》
(图一三)  “甲骨四堂”与“国宝人物”[/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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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振玉(1866 ~ 1940),号雪堂,中国近代著名的金石学家、甲骨学者。
  罗氏自5岁至16岁,他不仅熟读经史,而且涉猎训古名物、金石文字等。他对于早期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研究,尤其是最先考订小屯一带为殷墟,这在殷墟考古学和甲骨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他开了用甲骨卜辞资料研究商代历史的先河,他通读2000多条卜辞,并按其内容分类。率先将甲骨文中的商王名字与《史记•殷本纪》中的王名相勘校,从甲骨刻辞中得殷王名谥10余位。“殷王名谥”是指殷代国王死后被追加的称号,俗称“商王之灵位名”。
  罗振玉的诸多研究甲骨学的著作出版后结束了甲骨文方面的“书既出,群苦其不可读也”的局面,从而使甲骨学者的研究迈越了“识文字、断句读”的障碍,逐渐步入甲骨文“究礼制、探商史”研究的佳境。
  罗振玉不仅对甲骨学的发展做出了成绩,而且知识渊博,涉猎较广,对汉晋简牍、敦煌写本与敦煌学、内阁大库档案、金石学与古器物学、经学与古文字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和研究。他在以上各研究领域也印行了许多有价值的著录和研究著作,为有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国维(1877 ~ 1927),号观堂,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金石学家、甲骨学者。
  王国维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多有发现,其不少论著到现在仍很有价值。尤其是他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历史和典章制度,极大地提高甲骨文的学术价值。正如郭沫若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
  王国维50年短暂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学术著译60多种,他亲手批校的古籍近200种。特别是他有关流沙坠简、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敦煌学研究、魏石经考、古器物研究、开创新史学、蒙古史和元史研究等方面的大量论著,成为不少新学科的奠基之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示王国维著作中所凝聚的深邃见解,是他对“国学研究的历史性贡献”,成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有巨大影响的学者。诚如著名学者郭沫若所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再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董作宾(1895 ~ 1963),字彦堂,中国现代甲骨学家。
  董作宾是从事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的第一人,其后于1933年撰著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则是把近代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领域成功的范例。董氏将盘庚迁殷至纣王之灭这255年八代十二王所藏的殷墟甲骨文,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甲骨文分期断代”,即将每一片甲骨文究竟相当哪一位商王时期分清楚,才可将十多万甲骨文钩稽出商代信史。
  董作宾一生都献给了学术事业,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和甲骨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涉猎广泛,知识渊博,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地理学、文学艺术等学科都颇有造诣,成为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
  郭沫若(1892 ~ 1978),号鼎堂,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
  郭氏三、四岁能背诵古诗,六岁入家塾,十四、五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左传》等古籍。他学识渊博,才华卓著,对学术文化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是他对甲骨文的探索与研究,学术界称他是“异军突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古文字学和古史研究结合起来,他的“划时代”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和主编的《中国史稿》等书,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郭沫若被学术界誉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致力于甲骨文资料的搜集、公布和考释研究,推动了甲骨学和商史研究的发展。他主编了《甲骨文合集》。这部集大成式的甲骨文著作,共选入甲骨41956片,为今天的甲骨文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是老一辈甲骨学者的“益友”和初学甲骨学者的良师,为我国甲骨学研究队伍的团结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郭沫若在长期的甲骨文、金文和古代社会的创造性研究实践中,虚怀若谷,严格要求自己,坚持自我批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说罢“甲骨四堂”,再说“国宝人物”:
  胡厚宣(1911 ~ 1995),中国现代甲骨学家、商史学家。
  胡厚宣先生不仅参加了殷墟第10、11次考古发掘工作,而且是学术界称道的甲骨学史上甲骨最大发现——YH127甲骨窖穴室内发掘和整理的第一人。甲骨文是国之瑰宝,胡厚宣先生在甲骨学殷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因而有学者称誉胡氏为研究国宝之“国宝人物”。
  在集中、整理、研究和刊布甲骨文资料方面,胡厚宣先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绩,为甲骨学商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集中、整理和公布甲骨材料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无论从研究资料的准备方面,还是从为甲骨学培养人才及学科队伍的建设方面,都为甲骨学商史研究的向前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因此,《合集》“继往开来,是一部甲骨学史上的里程碑”。
  《甲骨文合集》分类总目,共计四类二十一项:(一)阶级和国家:奴隶和平民、奴隶主贵族、官吏、军队、刑罚、监狱、战争、方域、贡纳;(二)社会生产:农业、渔猎、畜牧、手工业、商业、交通;(三)思想文化:天文、历法、气象、建筑、疾病、生育、鬼神崇拜、祭祀、吉凶梦幻、卜法、文字;(四)其它。《合集》被学者称其为“商代百科全书”。
  胡厚宣先生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殷商历史,解决了不少商代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他编著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被中外学者称誉为“这一学科空前的金字塔式的论文集”。胡氏与“甲骨四堂”都是甲骨学史上的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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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殷墟是奴隶社会的缩影
  我们从殷墟考古发掘和甲骨文中的记载,可以目睹3000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的历史画卷。
  1950年春,郭宝钧主持的殷墟发掘,是一次为配合社会发展史学习的主动发掘工作。当时发掘的武官大墓中的殉人和祭祀坑中大量的被砍头的人牲的发现,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殷代奴隶社会性质的讨论。(图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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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大墓模型全景


北單卣    酒器
高28.1厘米,1950年安阳市武官村大墓出土。提梁两端作蛇首,为“双首一身”,蛇身有鳞,造型秀美。
(图一四) [/center]
  殷墟的发掘,为探索商代社会性质提供了有利条件,经长时期的发掘与研究,现在学术界认为,商代是奴隶社会已成定论。正如郭沫若先生说:“殷陵和殷代宫殿的建筑相当宏大,除掉人殉和甲骨文字外,有不少的器物出土。就其中青铜器的数量很多,而且制作的技巧是很高的。” “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他又说殷墟“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
  以王陵区M1001大墓为例,墓室呈亚字形,有东西两耳室。该墓内外共埋殉人和人牲225个体(实际应超过此数)。中型墓殉人亦甚多,以武官村大墓为例,墓内共有殉人和人牲79人(原有数也当超过此)。“如此大规模的殉葬确实可以惊人。公元前3500年的巴比伦王乌尔墓往年被发掘,殉葬者59人,已经震动了全世界,和殷陵比较起来,真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殷墟甲骨文反映的商代政治情况。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是商王,商王不仅称王,还称“余一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商王以下,有一大批妇、子、侯、伯等近亲贵族或异姓诸侯。
  商代奴隶制国家有较完整的政权机构,甲骨文中官吏名称有几十种,可分为臣正、武官、史官三类。
臣正。如掌管农业的“小

臣”,主管王室畜牧业的为“牧”,主管养马事宜的称“马小臣”,主管丘居的“小丘臣”。古代“丘居”,以防外侵和水患。
甲骨文以横目为目,作

,以纵目为臣,作

,臣与目只是纵横之别。甲骨文臣字的用法有两种:一、臣谓奴隶;二、臣谓臣僚。《说文》:“臣,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学者认为“臣”这种奴隶的来源,有两种说法:多主张来源于俘虏,也有认为是征集来的。他们有的在王室内执役,便于接近殷王,一些人受其宠而成为王的心腹。国王常将某些专业性的事宜委于这些人去办理,于是“臣”就自然成为一种官职名,又引申为臣僚之臣的泛称。这一用语后来就为历代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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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官。如甲骨文中有马、戍、射、卫等。这些都是军事性的官职名。
史官。如多尹、作册、多卜、史、大史、小史、御史等。商代的史官,地位高、权利大,其职责不但记录政事,还管占卜、祭祀、天文、历算等。
商朝奴隶制社会的统治阶级是由国王、后妃、诸子、侯、伯、各级官吏组成。旧时文武官员通称为职官,商代的职官名称多以“尹”为名,《尚书•酒诰》有“百僚庶尹”之语。甲骨文中有“多尹”,辅佐汤灭夏的大臣称伊尹,还有武丁时的傅说等,都是商代著名辅政大臣,相当于后世的“相”。(图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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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腰佩宽柄器玉人    装饰品
高7厘米。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
B、甲骨文记载的伊尹
(图一五)
  商朝的被统治阶级有奴隶和平民。在甲骨文中有众、众人、羌、仆、奚、刍、妾、婢等名称。其中的“众和众人,是商代主要的生产者,战时还被征集参加作战,对他们的身份是奴隶还是平民,学术界意见并不一致”。商代的奴隶很多,有家内奴隶和生产奴隶;从奴隶的来源区分,有由俘虏(如“羌”人等)和“罪人”转化为奴隶者,有世代居住在本土的劳动者。
  羌以下的这些奴隶,平时要从事各种劳动,但没有人身自由,在国王或奴隶主举行祭祀时,经常把他们与牛、马等牲畜一样用作供奉祖先、鬼神的牺牲品。卜辞中大量见到用羌人祭祀的记载,少则用一两个或三五个,多则数十个,最多时用400多个羌奴祭祀祖先。
  在奴隶主的残酷压迫下,奴隶们不断进行反抗,斗争的方式有暴动、焚廪(粮仓)和逃亡。据甲骨文记载,商朝统治者十分关心邑内是否有“震”,因而不断卜问 “邑其有震”、“兹邑亡震”。这个“震”字,即“震动”、“骚动”、“也就是邑内发生了奴隶反抗统治者的暴动斗争”。甲骨文中还有二条“焚廪三”的卜辞,这是仆和宰这两种名称的奴隶,在从事农业劳动中,“他们因不堪压迫而焚烧了统治者的三个仓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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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朝统治者为了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当时已有刑法,有的学者考证,甲骨文中已有墨(黥)、劓、宫、剕、大辟五刑。如商代的刖刑,胡厚宣等学者认为,刖字,最早来源于甲骨文的

像一手持锯,锯断人足之形,被施刖刑者,绝大多数是奴隶。殷墟后岗殷墓M16中,曾发现一殉葬人,骨架保存较好,但少一下肢骨。这可能是生前受刖刑的奴隶。(图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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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合集》137正,为武丁时期甲骨卜辞。本版甲骨片的左边6行,记录了在五月内有十二名奴隶逃亡,五名被施行脚铐之刑。这反映了奴隶社会的阶级斗争。(图一六)
  商代设有囚禁奴隶的监狱。有学者研究认为,商代的监狱,“既是监禁奴隶的集中营,又是输送奴隶的转运站,起着镇压奴隶反抗的巨大作用。”甲骨文“圉”字作

,像监禁囚徒于囹圄之中。

(执),像囚犯跪坐,双手腕被手铐锁住之形。殷墟出土的陶俑,女奴隶双手腕铐于胸前,男奴隶双手腕铐于背后。“执”字的异构,或作

形,像用鞭打囚徒之背;或作

形,是囚犯戴铐、枷两种刑具之形。枷,即古代一种用木板制成套锁在人脖子上的刑具。伐,作

形,即用戈砍人首。这些甲骨文的字形,生动地反映了商代的监狱和刑罚的情景。另外从有些字的字形看,还有“一人践踏在俯伏于地下的另一人的脊背之上”,还有

字,“则像一人骑在另一人的头上”。这是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蹂躏。
  殷代是用井田方式来从事农业生产的,这从甲骨文中的一些象形文字可以得到证明。例如在甲骨文中常见的田字,作

等,这些“田”字的不同形状,正是当时土地划分实况在文字上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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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农业生产使用的工具,“主要有翻土和收割、脱粒几类”。翻土工具有“、锸、耒和V形器(犁铧)等;中耕的农具主要有铲和锄;收割的农具有镰和铚两种”。殷商农业生产工具的质料,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常见的生产工具仍为木、石器和骨器等,也有少量青铜生产工具。商代青铜生产工具在农业中发挥作用的不只是以上这些工具,如铜铲等,还应该看到青铜手工业生产工具在加工非金属农业工具中的作用。像木制的耒耜,使用青铜斧、锛加工,与用石斧、石锛加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不可比拟的。所以说,青铜器在商代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不能低估的,它标志着农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图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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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殷代青铜铲   工具
1960年殷墟苗圃北地出土,通长21.2厘米,
宽11厘米。
B、殷代青铜锛   工具
    扁平长条形,平顶弧刃,均为单面刃。右件残长21.2厘米,中件长15厘米,左件长15.4厘米。

  殷代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的在遗址中发现过,有的在甲骨文中亦保留了它的痕迹。如出土的青铜铲等。殷代的耒是一种有柄的杈形双齿工具,并有大小之分,其大者如小屯灰坑壁上留下的痕迹,耒的齿长约19、齿距9、齿径8厘米。甲骨文中的“

”字,作

,“像人持耒用足踩以翻土的形象”。甲骨文“男”字作

形,徐中舒曰:“男从力田,力字即像耒形”。古代男耕女织,男性用来耕地翻土,用力才可使耒的杈形双齿入土。故《说文》云:“男,从田从力,言男用力於田也。”甲骨文“男”字像耒或青铜铲锸入田边的形状。甲骨文“

、耒的字形,犹如古代田间劳动的画面,颇有诗意和韵味。
  商代农作物的种类,在甲骨文中已有粟、黍、稻、麦、菽等五谷。粟、黍是殷代主要的粮食作物。
  殷代的宗教、畜牧业和渔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等,我们将在本书的有关章节陆续介绍,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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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商代民俗简述
  商代风俗属于华夏传统文化的范畴,所谓“风”就是指因水土、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不同所形成的风尚;而“俗”则是由社会生活条件不同而形成的行为习惯。商代风俗,是商代奴隶制国家和古老的商民族长期形成的社会风尚与民众习惯的合称。风俗在商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殷商先民的风俗内容和形式分为,择吉居住、农业求年、饮食烹饪、服饰发型、婚姻生育、卫生保健、宗教信仰、丧葬祭祀、甲骨占卜等。商王朝的贵族统治阶级还利用“礼”对社会风俗进行调节,并辅之以刑法,即“上以为政,下以为俗”,“矫端民心,除其恶俗”,移风易俗,以礼俗驭民,维持其统治地位。我们了解商代风俗,当然有助于领会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具体内涵及演变规律。以便今天的人们在传承古代的习尚时,移风易俗,构建和谐社会。
  先民自古就有择吉居住的环境意识,殷人“卜宅”与“相宅”的习俗,则是这种“择吉而居”的反映。殷墟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卜宅(即卜作宅、作邑、作宗)的记载,研究堪舆术的学者认为,“卜宅, 是古代风水活动的最早记载”。卜宅,古代本指选择建都之地,以甲骨占卜决疑,判断吉凶的一种习俗。如甲骨文记载的卜宅,“辛未卜,作宅”(《甲骨文合集》22246、22247),这是殷王武丁时期辛未日这天卜宅的记载。卜宅决疑虽然有某些迷信“上帝”的因素,然而,殷人在卜宅之前对选择都邑地的环境、土质和水源的考察,却是科学之举,正如《诗经》所说,“相其阳阴,观其流泉……”这是古人卜宅的基础,并被殷墟这一风水宝地所证实。因此,古典文献把“卜宅”、“卜居”作为先民选择都邑的代称。(图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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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卜作宅


甲骨文“王作邑,帝若”


殷墟地下水文图
(图一八)[/center]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是殷人在相宅基础之上进行“卜宅”所选的风水宝地。我们研究发现,殷代先民“卜宅”有三点符合古代《宅经》和中国传统的堪舆术理论:一是,洹水流经殷墟的入口与出口,其方向自西北蜿蜒流向东南,这是风水方家称道的“水口吉方”。笔者研究认为,洹河的北段流向与我国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环境一致。因河水是冬暖夏凉,冬季刮西北风多,夏季刮东南风多,这样可利用大自然的风吹动河水之气来调节殷王都城的小气候;二是,河水流经宫殿区呈现“河曲环抱”状,风水术认为此地可“聚气留财”,(1987年在此“河曲”处以保护与展示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目的,兴建了“殷墟博物苑”,2006年又在此河曲的濒临岸边建“殷墟博物馆”,恰好印证古代风水书所说“水抱边可寻地”的择吉而建的理论);三是,笔者发现殷人所选的“殷墟宫殿区”与今天安阳市的城市选址的地下水文资料相符合。经钻探安阳市的地下水蕴藏呈现宝葫芦形状,十分有趣的是当年的“殷王宫”正好位居“宝葫芦”的中央,为“强富水区”,也是今天人们科学选择城市居住环境的理想之地。中外游客称道“这里的气场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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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代先民对于殷王宫不称“都城”而称“邑”,如卜辞问:洹水涨是否会冲毁“兹邑”,(《合集》7853、7854、7859),“兹邑”即指当时的王都(今天的“殷墟”)。这是商代最大的邑。又有“西邑”、“妇好邑”、“左邑”等, 这是比王都次一等的城邑。另外,甲骨文中有以数目字计量的邑,少者有“二邑”,多者有“三十邑”,此“邑”当为一般村落。
  甲骨文“邑”字,写作

形,

象城墙,

象人跪跽于城下,以示其中居住之人。甲骨文还有一“郭”字,写作

,构形中的

,以示城墙(故也有学者释此字为“墉”字),

以示城墙四周的城门楼建筑物。此甲骨文

,被今人选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的标志。甲骨文“郭”字,如上所写有四个城门,有的字简写为两个城门。古代规定的城门警卫事项,有些也与民俗文化有关。如《礼记•月令》记载,春游时,要爱护山川河流区域的一草一木,爱护鸟兽、鱼类及有利于农作物的益虫。还规定不准将擒捕鸟兽的器具和毒害野兽的药物携出城门。因为春季是动物的繁殖季节。还规定不准随便焚烧野草,这种保护生物链的习俗,对于保护今天的环境仍有借鉴意义。
  古代有事者以

(有铃的旗)致民,殷代旅游也有执

导游的习俗。这从甲骨文旅游二字的构形中可以找到它的痕迹。甲骨文“旅”字写作

,“象众人聚集于

下,当为旅之本意,引申为军旅之旅,本为会意字”。游字写作

,以子执旗之形。古代山野森林茂密,常有野兽出没,旅游者常是结合经商(称商旅)结伴或成群而行,为便于联袂,所以要以

引导。今天的旅游团仍有以旗导引之习俗。甲骨文记载商王亲自参加“

田”和“立黍”,如古典文献记载“天子亲执耒

而耕田”的“藉田礼”和春播仪式。这种因俗施政,被后世演成一项传统的“重农”国家礼典习俗。
  我国民间传统把农历正月初一称作“过年”,是有悠久历史的。《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此三种称谓,甲骨文皆有。古人认为:“年者,禾熟之名,每岁一熟,故以为岁名”;又称年成,五谷熟为年。商代的“五谷”:稷、黍、麦、稻、大豆等。而且分不同的品种,有粘与不粘之别,尤以粘者为贵的习尚。甲骨文中年字写作

,从禾从人,象人负谷物,表示收成。卜辞中有“受年”,是当时习用的成语,意即得到了全年的谷类丰收。这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有关年的记载。可见“年”原是从表示全年的五谷成熟,发展为表示一年的时间词,即地球环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为一年。故古人还称年为岁。(图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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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九)[/center]
A、甲骨碑中卜“受年”的拓片,右为释文。
    此甲骨卜辞的内容是:“已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吉),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大意是商王在殷都中原卜问东、南、西、北四方的国土,今年农业是否有好的年成呢?占卜的结果是“吉兆”,有好年成!卜辞颇有诗趣,犹如古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此卜辞具有诗意的韵律美。
B、《甲骨文合集》14138,
甲骨文祈雨卜辞。商王武丁占视兆象认为,在卜问后的第十天丁酉日下雨,果真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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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朝为何称年为祀呢?原来古人“过年”总是和祭祀活动分不开的。商代注重祭祀,甚至形成了对先祖先妣进行周期性祭祀的祀典,即按一定的次序逐一对先祖先妣进行祭祀。对于应该祭祀的祖妣轮流祭完了一遍叫一祀。《左传•文公二年》:“祀,国之大事也。”祀用的时间大体上等于后来的一年。商人也就用祀来纪年。商代贵族将奴隶们劳动换来的谷物、食品、祭祀天地、祖先和神鬼,饮酒宴乐,祈求幸福。殷代还有“求年”、“求雨”、“告秋”和“登尝”等礼俗和祭祀。卜辞有求“帝令雨足年”,这是殷人向上帝祈求“风调雨顺”。殷代的农业祭祀礼俗,类似后世成语所说的“春祈秋报”。即春天祈祷丰收,秋后五谷丰登报答神功。殷墟西百里内的林县东寨村,至今仍保留有1918年(嘉庆二十三年)“春祈秋报,栖神之所”的“神碑”和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的祠堂碑,则是这种古俗传承的例证。所以古代有“春社”、春祭等祭名,每到立春这一天,人们欢聚一起,庆祝丰收,举行春祭,迎接新的一年到来。古人称春节为元旦、吉日。后来受道教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又给过年的仪式增添了许多内容,如插桃符,贴春联,放爆竹,挂春幡(春旗),吃年糕等。
  殷代还有养老教子的食礼。《竹书纪年》有商王武丁“命傅说视学养老”。傅说即奴隶出身的丞相,殷代称有声望有才德的人为“国老”,并在“右学”(大学)举行与养老相应的教子之食礼。甲骨文中有“食多子”、“飨多子”,广义的多子指贵族子息,长大后有可能分宗立族而成为家族的接班人。飨食多子,有礼政教诲的深意。如《诗经》所说:“饮之食之,教之诲之”。所谓食礼,即设宴以美酒、美食犒赏的礼俗。当时宴飨的主食以粘性的黍(又称黄米)为贵食,并有大米和麦食等细粮,还以蔬果肉食相佐。主要烹饪调料有盐、梅、酒、饴和植物香料花椒等。在加热中调味,重视火侯,把握投放调料时机,已有复合味,构成了当时烹调的四大特色。这四大特色实乃本是围火灶或炊器坐食的原始俗尚导演而来。从本质上看,此俗尚体现着人与人之间早期“礼”的关系,故其掌烹饪者身份必高。如《史记•殷本纪》谓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商代贵族阶层饮酒成风,酒的品种有用粟酿制的白酒、用稻米酿制的浊甜酒(醴与醪)、用黍酿制的鬯酒,还有果酒、药酒等。其中鬯酒在商代属于高档酒,用黑黍和香草酿成,为统治阶级所专享,大都用于祭祀或重要礼仪场合,且每以“若干卣”为其用酒的计量单位,卣是精美的青铜器,甲骨文中记载用鬯的数量,少者“一卣”,多者“鬯百卣”。(图二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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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妇好墓出土的酒器:
A、妇好封口盉     青铜礼器
    通高38.3厘米,古代盛酒器。
B、妇好鸮尊   青铜礼器
    通高45.9厘米。古代或作礼器的共名,或作盛酒器的专名。
C、束泉爵,高19.7厘米
古代饮酒和温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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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妇好墓出土的食器:
A、铜小型簋,高8.9厘米,口径13.2厘米。古代盛黍稷稻梁的食器。
B、玉簋,高10.8厘米,口径16.8厘米。古代盛黍稷稻梁的食器。
C、石豆,高9.1厘米,口径15.1厘米。古代盛肉酱类的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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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妇好墓出土的乐器
亞  编铙,全套共5件。文饰相同,但大小依次递减。铙体呈扁桶形,顶中部有管状柄,中空,中有朽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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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殷墟武官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
我们看到以上精美的酒器、食器和乐器,不仅感受到殷人“以乐侑食”的习俗,似乎还能嗅到当时酒食的余香,并听到美妙的音乐。
(图二Ο)  殷代的青铜酒器与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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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商王朝及贵族阶层举行宴飨或祭祀时常“以乐侑食”助兴悦神。古典文献记载“殷人尚声”,后世称乐曲为“食举”。殷墟出土的乐器种类有鼓、磬、铙、铃、埙,加之甲骨文中的笙、琴等八种,其制作材料有:金(青铜)、土、革、竹、石、玉、丝和骨等,基本上“八音”俱全。所谓“以乐侑食”,即以音乐和歌舞来渲染筵席的气氛,张显尊贵,增进食欲。商代乐器上的纹饰也有反映殷人“尚声和声美”的习尚。如小屯北地采集的龙纹石磬中的“龙”为爬龙纹,张着大口,构思为“龙吟”之形。又如殷墟武官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虎也是张着大口,似为“虎啸”之形。我们目睹这龙纹和虎纹石磬,仿佛听到了上古的“龙吟虎啸”之声。
  从殷墟出土的玉石人物看出,殷代先民的衣式:有交领、右衽两种,皆为长袖窄口的短衣或短裙。贵族阶层的衣服上饰有云纹、蛇纹和兽面纹,纹饰具有对称和抽象的意味。奴隶的衣服上无纹饰。其发式多样,或头盘长辫,或头的脑后梳短辫下垂,或头上戴圆箍形“

”,或梳翘髻等。造型古朴,栩栩如生。衣料从殷墟妇好墓青铜礼器表面粘附的纺织品遗迹经鉴定得知,殷代纺织品有六种:麻织物、丝织物(以平纹绢类居多数)、用朱砂染的平纹丝织物、单经双纬缣和双经双纬绢绸、回纹绮、纱罗组织的大孔罗等。YH127甲骨窖穴中曾发现棉织品遗迹,这可能是一般平民或奴隶所用的布料。甲骨文中有“衣”字,写作

,象衣形。另有“裘”字,写作

,象兽毛在外之皮衣。衣服的色调,《礼记》云:夏代人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夏商周三代人所喜欢的衣服颜色有所区别,但并不是单色。古人认为“白受采”,即白色是众色的基础,可以承受众色。白为西方之色,有洁、素、明之意。(图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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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跪坐玉人    高8.5厘米,衣服上饰蛇纹、兽头纹、云纹等。
B、猴脸玉人    高5.6厘米,殷墟妇好墓出土。
C、殷墟妇好墓玉人的发饰及衣服上的花纹。
D、纺织品遗迹
   1、罗的遗迹   2、双经双纬织物遗迹   3、成束丝   4、绢的足迹    5、麻布遗迹  6、成束丝绳足迹
  (图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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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婚姻制度的主流是一夫一妻制,然而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又呈现出形态多变的复杂时代内涵。所谓一夫一妻,只是平民如此,而贵族阶层,男子有多妻者,如殷王的妻子有二配、三配的。商代贵族婚姻受崇神思想支配,求吉占卜贯穿始终。议婚、订婚由当事男女双方家族基于各自的功利目的而合好,有使者为媒,男女无选择对象之自由。但上古婚制婚俗也有反映生理和优生方面的保健内容,如男女近亲婚配“则相生疾”(《左传》)。择吉日“婿迎亲”,然而甲骨文中记载,殷王室娶新妇“往逆”(《合集》22246),即不是“婿亲迎”,而是遣使者前去迎亲,名曰“逆迎”。今山西某地仍有此“逆迎”的婚俗。婚后又有长辈先见新妇之礼。男女婚后还要向商族的女性祖先生育神举行“受生”的占卜,求其保佑生子,生后一月内还要为子起名。
  商代有尊老爱幼的传统,并有巫医交合,注意环境卫生和保健养生的俗尚。《礼记》有“殷人贵富而尚齿”的记载,“贵富”即殷朝的人重视生产力,但也“尚齿”,尚是崇尚,尊奉年高者居上,意为孝敬老年人。史书记载:“商代第一位国王汤所制的刑法三百条,罪莫大于不孝”。商朝的刑罚条文是否多达三百条,未必可信,不孝敬老者重罪殆已有之。这是因为殷商王朝的统治是建立在以宗族和家族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多层次机制,这不仅有利于维持商王朝贵族的世袭统治地位,同时对当时的社会风俗引导也有一定意义。甲骨文中还有长者关心晚辈的记载,如对“多子”的反复占卜,反映了殷商贵族的长辈对子息的关爱和教育。
  商代巫医不分,巫师作医,这与当时人们信奉上帝和鬼神的宗教意识有关,人们原先视疾病为鬼神作祟所至,有时也认为是上帝降灾,故巫师可充当沟通上帝、鬼神与人间的使者,具有古籍《尚书》所说的“绝地通天”的本领。甲骨文有“贞咸宾上帝”(《丙》36),“咸”为商代巫师,其死后仍能成为协助上帝“通天达地”的座上宾。甲骨文有殷人“多鬼梦,惟疾见”。“多鬼梦,惟言见”的卜辞(《合集》17450)。可能指梦见“多鬼”病人胡言乱语,这是一种精神病患者。所以占卜求巫来驱鬼治病。据甲骨文记载,殷人的疾病大致有首、目、耳、鼻、口、齿、舌、言、胸、腹、手、肘、胫、止、骨等十五种。商代考古得知,对诸多疾病的治疗,除祈求上帝和鬼神外,还有“药物治疗、针刺治疗、艾炙灸疗、按摩治疗”等(《甲骨学一百年》)。(图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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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一片甲骨卜辞中有“降鬼”与“

鬼”,

为巫师手持十字交法器降服恶鬼,并视为上帝所命。
[center](图二二)  手执十字交法器降鬼(《合集》34146)[/center]

  殷商先民还有讲究室内外环境卫生的习尚。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考古发现过灰坑,如H1号灰坑,是殷人倾倒生活垃圾的地坑。甲骨文“糞”字写作

,象一手持扫帚,一手持箕之形,以示扫除垢秽垃圾。文献记载:殷法“弃灰(垃圾)于公道者断其手”。这种刑法虽有过极,然而,当时对于违反社会公德而破坏环境卫生的恶习是会有所制约的。这种“断其手”的刑法与“罪莫在于不孝”的刑法,都是在以“礼俗”教化人的前提下,对于那些仍然违反社会公德的“不孝者”和“弃灰者”给予重罚,是当是辅助于教化的一种措施,以便实现殷商王朝的移风易俗,“以礼俗驭民”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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